★杨耕，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与研究》总编辑。代表著作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等多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其科研成果6次获国家级奖，6次获省部级奖。
★杨耕，1956年出生在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977年恢复高考后“偶然”地步入了哲学的殿堂，在哲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了15个春秋，如今已硕果累累，声名鹊起。究其原因，除了天分和勤奋，还有一份对哲学的执着和对思想的自信。
在一个温暖的冬日，杨耕博士如约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滔滔不绝地谈到了他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和学术之旅。对这样一位以哲学探索为己任的学者来说，这三者是相当一致的。在他深沉而又不乏激情的谈吐中，我逐渐读出了一个思想三部曲：重读、重建、重生。
他坦率地承认，“敢问路在何方”是在和平时代、在精神苦炼中成长起来的他和他们这一代人所苦苦探寻的问题；在哲学看来，这也就是人类和人生之谜。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曾说，主体性之谜是一切谜的谜中之谜。可以说，真正的哲学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层面和路向上关注并解答人生之谜，而杨耕选择的是马克思的哲学。
这并不是一条坦途。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世界哲学、实践哲学，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进程和几乎所有的哲学体系；反过来，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各种哲学体系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既有发展马克思哲学的一面，也有误解马克思哲学的一面。如何恢复马克思哲学的真实面貌、回应现时代对马克思哲学的挑战，便是杨耕重读马克思的主旨。
重读意味着不断的遭遇和对话，视域的不断融合，效果的不断深化，这是避免误解和成见的有效手段。在这方面，杨耕所下的功夫之深是惊人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熟稔使他能说出任何一个重要观点所在的页码。但还不仅仅如此。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经历了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然后再返回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意在把马克思的哲学放置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和视域中去研究，形成一个不断融合的开放式架构。惟其如此，才能够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某种局限性，同时进一步理解它的伟大所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一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
基于这样一个读解过程，杨耕得出了一个新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认识，即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即以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于是，哲学的主题便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实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具有世界观意义，而决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范畴；人通过实践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实践构成了人类世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其真正的、不断发展和生成的本体，人类世界因此成为一个不断形成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性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三点概括：世界就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而在杨耕看来，这只是说明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共性，却并没有说明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或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只有确认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基础，实践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从人的活动本身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去把握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这正是马克思哲学高出一筹的地方。这样，柏拉图、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便在马克思手中终结了。哲学由此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
这一重读的结论富有革命性，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往的解释系统，就像杨耕所欣赏的鲁迅的那句话：“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放言”的成果结晶为他的几部重要的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以及即将出版的《杨耕集》和正在潜心撰写的《重读马克思》一书。重建是对重读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这一工作虽然非常艰苦，但意义也极为重大。它不但深化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凸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价值，使之在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之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重生。
重生的契机就是把握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杨耕认为，这一生长点既是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具体展开的萌芽式的问题，也是当代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同时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具体说来，这一工作是在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尤其是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结合。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实践形成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如何把马克思哲学的深化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复兴统一起来，是这一研究的主旨。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杨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世界哲学”，其历史文化基础包括了中国的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其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之间的一致性。再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关系。“后现代主义”从世界到中国的风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如何在后现代状况下回应其挑战，便是这一研究的主题。杨耕一方面拒绝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上，在对待人与自然、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上有较为一致的地方，并具有丰富的后现代意蕴，即现代性的逻辑是在必然王国中获得有限自由的逻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或“有个性的个人”虽然要以此为前提，但并非现成地内含于其中，而是在它的“彼岸”——自由王国。这种诠释是非常富有独创性的。
从杨耕博士对马克思哲学重读、重建、重生的研究三部曲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钟情于哲学、极富理论个性的青年哲学家的执着追求。“我要忠实地停留在我自己的世界上，我就是我自己的地狱和天堂。”席勒的诗句道出了杨耕的决心。
